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借鉴，因互鉴而发展。人类文明同人类起源一样古老，人类自身就是各种文明的发展载体。从文明存在的本质性特征来看，文明的异质性是一直客观存在的：人类在各自的栖息繁衍中，依据自身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缔造出了不同类型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形态。每一种文明样态都是植根于其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土壤中而最终开出的花，它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基于自身的历史经历和民族记忆而探寻出的一套最适合于自身的价值体系，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凝练，体现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意志和精神追求。因此，才会有哲学家将一国之文明视为其民族精神的诠释，才会认为每一种文明蕴含了其独特的民族精神。

　　人类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引人入胜，正是因为这种异质性里面蕴含着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不同文明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它是不同民族在自身历史进程中的面貌展现，也是各个民族本土化的客观呈现。文明的独特性与独立性，是现代国家独立性与自主性在文化层面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实际上形象准确地描述了文明的本质和存在真谛：第一，文明从本质上讲是异质性的；第二，各种人类文明都是平等的；第三，各种文明样态背后关于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沟通和对话达成某种共识的。文明之美，在于其多彩缤纷，各放异彩。对各类文明秉持一种平等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各国各族的发展秉持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各种人类文明的尊重，实际上彰显的是对人类历史和人类自身的尊重。

　　真正的文化自信一定建立在人类文明的平等交流对话之上。文化自信的本质是对文明体系和价值理念基于承认的认同。所以，真正的文化自信首先一定是要建立在一个开放、接纳、包容的社会背景之下的。其次，从文明的存在本质来看，拒绝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特征，无疑从本质上否定了文明存在的意义和人类存在的意义。“文明优越性”的话语逻辑背后不仅体现的是一种充满傲慢和偏见的霸权思维，其主张在根本上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是背道而驰的。再次，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明体系，一定是具有稳定性和发展性双重特征的。前一个特征要求文明体系内部具有一种延续继承性的精神内核；后一个特征则要求其要在吸收、学习、借鉴外来文明的基础上，保持一种自我反思的修正和革新能力。因此，树立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之间并不矛盾，相反地，真正的民族文化自信一定是建立在与各种人类文明的平等交流对话之上的。

　　“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理念是中国对待文明异质性问题的实践智慧。文明的异质性在现代社会里之所以是一个问题，从其本质上讲关涉到的是交往领域的主体意识和话语转向问题。对于现代性的主体和话语转向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人类社会开始向现代性转型之际，黑格尔就已经给出了哲学上的解答：他要求主体一定要从抽象转向具体，在一种具体、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景下，从“我”朝向“我们”出发，最终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达成一种与现实的“和解”。而这样的一种“和解”，也就是后来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基于“合理性”转向，在交往主体之间建立一种“主体间性”的一致性逻辑。的确，如果各个国家在对于文明的态度和立场上始终保持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那么这种交流的结果要么是一种“不同不和”的无效沟通，要么是一种“同而不和”的话语霸权。

　　中国的实践智慧为文明异质性所遭遇的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种“何以可能”的中国式方案：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并非“不同不和”或“同而不和”，而是“和而不同”。受不同文明或风俗习惯影响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现象，并不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在本质上必然是对立和冲突的：“茶”和“咖啡”在文明表征上的不同，不等于“茶”和“咖啡”背后所代表的价值意义和文化内涵就一定是对立的。“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对话和交流，本来就是一种基于文明异质性而根本无法比较好坏优劣的“不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基于一种文明的“相通”，达成某种一致的“和”之智慧。基于“求同存异”的对话态度，以尊重、平等的交流方式，谋求、构建“和而不同”的现代性人类文明特征，是对待文明异质性问题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智慧。

　　□ 张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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